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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制度之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调查程序启动的强制性为落脚点

发布时间:2014-09-30 09:45:46 来源:

张培芹

 

法律如果没有法院来阐说,来界定其真正含义和实际操作,那么将是一纸空文。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引言

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一项特有的制度,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通过调查了解其家庭背景、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性格特征以及违法犯罪记录等情况,全面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并以此作出合适的处遇措施,如公安机关选择合适的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批捕,人民法院是否判决缓刑等,为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科学依据。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我国并未从立法层面对社会调查制度作出规定,但各地司法实践中早已对该制度进行了探索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由于没有统一完善的立法规定,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虽对社会调查制度以条文形式在立法上确立下来,但由于规定过于简单,操作性不强,且留有较大的随性性,因而依旧未能解决制度运行中遇到的难题。本文即从该制度实践运行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造成该困境的原因并从操作性层面提出合理的解决问题之道,以求教于同仁。

一、现状检讨: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规制与运行现状

(一)社会调查制度之立法规制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及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我国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探索起步较晚,最早涉及到社会调查的规定是20001115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1],该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作出类似规定[2]。但真正确立“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3],该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可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社会调查机关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是否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作出书面报告。对因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无法进行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机关应当作出书面说明。”意见首次规定社会调查最终要形成社会调查报告形式,并对调查主体以及调查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对未成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报告的引入以及具体实施提供了依据,但该规定也仅仅是最高院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一个意见性文件,并未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立法的缺失“使得许多地方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制度难于摆脱流于形式的“戴着脚镣跳舞”式的自娱自乐的命运”[4]

     2012年,全国人大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新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侦查监督、证据规制等方面均作出了突破规定,而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则显得颇为简单,该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条规定虽对社会调查有所提及,但并未对实践中凸显的问题作出回应,也没有对调查的主体、内容、程序等方面作出具有操作性的规定,对于系统完善的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也显得太过单薄。

(二)实证考量之案件统计

为了考察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的运行情况,笔者以GZ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其下辖的具有代表性4个区法院2007-2011年五年来审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为样本,对相关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管是市中院还是区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率普遍偏低,均未超过一成;第二,两级法院对外地未成年犯罪被告人基本上均没有适用过社会调查制度,中级法院对外地人引入了心理评估机制,但适用率仍比较低;第三,对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轻微刑事犯罪,适用非监禁的未成年被告人其再次犯罪的比率小于被判处短期实刑的未成年被告人,而社会调查制度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为法院判决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非监禁刑提供参考,因而,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是,提高刑事审判中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减小其再犯率。

(三)实证考量之问卷调查

为了弄清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率低的原因以及法官、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等对运用该制度的态度,笔者分别对Z市法院系统50名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以及50名未成年刑事被告人进行了问卷调查[7],其结果显示如下:

问题一:在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未适用社会调查制度的原因是?(可多选)

问题二:您对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引入社会调查制度的看法如何?

问题三:您希望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对您进行社会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出示给法院作为量刑参考吗?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并未被充分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去,其主要原因并非是根据案情确实不需要调查,而是立法对此并未作强制适用的规定,而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往往基于审限紧张,委托调查调查主体不积极配合、调查报告质量以及报告仅具有参考价值等方面综合考虑,而放弃了社会调查制度的启动;第二,绝大多数法官认为启动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正确量刑,同时报告中所显示的被调查人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等跟犯罪密切相关的背景材料,有利于刑罚执行过程的有针对性的矫正,同时减少入狱后交叉感染,减少再犯的可能性;第三,未成年刑事被告人,除部分出于接受调查,其违法犯罪事迹会被亲朋好友知道影响其声誉、面子方面考虑而不愿意适用该制度情况外,大部分人均表示希望进行调查,期待充分考虑其过往表现,准确量刑。

综上观之,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基本上确立下来,各地均或多或少在运用该制度,但均运行得不温不火,在针对外地未成年被告人时甚至已基本上名存实亡。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充分考虑实践中该制度被忽视的原因,建立起社会调查制度的强制启动机制,即明确规定某些情况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必须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不经调查不得判处刑罚,以此避免选择性规范带来程序启动的随意性,使社会调查制度的价值在司法实践中能真正得以体现。

二、策略审视:社会调查制度强制启动之正当性

(一)刑法学维度:二元定罪量刑机制的要求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不仅应当与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当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8]。即宣告刑罚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定罪与量刑。其中定罪是是判断被告人业已实施的行为是否满足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若满足则罪名成立,即以“犯罪行为导向”,是面向过去的;而量刑则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等因素,来确定刑罚的幅度,是以“犯罪人为导向”[9],是面向未来的,为了实现准确量刑,对影响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各项因素进行调查就显得尤为必要。近年从日本引入并备受我国刑法学界学者推崇的“人格刑法学理论”[10],甚至将对反映人身危险性的“危险性人格”从量刑阶段提升到定罪阶段,并认为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人格,其具有假象性、易变性与被害性,不是真正的不法人格,而通过进行社会调查,并引入人格刑理论,有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圈的合理限缩与刑罚的轻缓化、非刑化,从而彰显对未成年人犯罪人教育为先的保护之福祉。[11]

(二)心理学维度:见习许可期内的合理宽宥

未成年人尤其是1418周岁期间的未成年人,其正处于人生发展的特殊阶段,该阶段内其生理结构、心理均处于转化期,人格特征尚未固定,容易受到同龄群体的影响,易冲动,关注眼前而非长远的后果。齐姆林(F.E. Zimring)教授将具有这些青春期特性的时期概称为人生发展的“见习许可期”,认为“在这一人生发展的特殊阶段中,少年只有通过正常的社会实践方能习得长大成人的经验,犯错误是正常现象,虽有一定程度的可归责性,但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可宽宥性,其正常社会化及人格发展机会是应当尽量予以保全的”[12]。犯罪学家特里•莫菲特(Terrie Moffitt)也认为,犯罪行为是少年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罪错少年能够挺过这个阶段,而且他们未来的生活机会没有被终结,那么,他就完全有望发展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公民(至少不是罪犯)。[13]而国家作为儿童的最高监护人,应出面干预“提供个性化的对待”以保护儿童的福利,因为过大的惩罚及伤害,对未成年人来说既不正当,也不人道,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必须从有利于教育、矫治,促使其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合理运用社会调查制度,增加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的适用率,而非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

(三)社会学维度:标签理论下的多米诺效应

“当一个人没有被明晰地归入某一类别时,公众对他/她的定位通常是非正式的、没有固定模式的”,因而一个违反法律的人可能没有被视为罪犯,然而一旦官方承认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将打乱它的中立性,由此引发的社会不满可能会将那个人隔离在那个角色中,而被贴上标签的个体则会根据该标签角色行事,并很难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14]。这就是著名的“标签理论”。具体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就是尽量避免使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防止因过早被贴上犯罪标签,增加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阻力。根据社会化理论,犯罪是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各种社会化机构在社会化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15],实证刑事法学派代表人物恩利科•菲利认为:“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心理状态,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6],由此可见,社会因素在一个人犯罪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容忽视,为了防止刑事处罚对其产生的多米诺效应,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治除了查清其自身原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因素对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找出其犯罪的真正原因,如此才能恰如其分地对其实施惩戒,有效地防止再次犯罪,也才能使其以最小的成本回归社会。

(四)法经济学维度:非监禁刑的辐射效益

对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全面引入社会调查程序的构想,持保留态度的观点是,认为社会调查浪费司法成本,且异地调查在实际操作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对此,笔者认为,在司法成本上升与精确化处遇措施,增加挽救未成年人可能性之间应该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其实“在社会学家眼中,所谓犯罪不过是对社会集体良知的冒犯”[17]对犯罪行为进行惩罚,不过是为了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而迫不得已让犯罪行为人付出的成本。对未成年被告人实施社会调查,在社会调查报告的支撑下,使更多人获得判处非监禁刑的机会,其本身就是对刑法社会成本的降低,且非监禁刑本身也存在隐性的减少犯罪的效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汶.E.沃尔夫冈(Marvin E.Wolfgang)就曾经提出著名的“6%定律”,即不加管教的少年犯有6%会变为累犯,并犯下当地50%的犯罪案件。[18]“与其等他们成为累犯后延长刑隔离,不如在他们初犯时就给予恰当的处遇。”[19]从前文案件统计情况来看,适用非监禁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其再犯率明显低于被判处实刑受到交叉感染,并背上犯罪标签的未成年被告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适用非监禁刑在隐性层面上也降低了犯罪率,减少了国家的刑法成本,而在选择是否适用非监禁刑时,“最完整的与被告人生活和品格相关的信息即使不是法官择刑的必要条件,也高度相关”[20],这就需要启动社会调查制度。

三、域外借鉴:国外立法规定及其启示

19世纪美国伊利诺伊州设立少年法院并最先施行社会调查制度以来,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少年司法制度之一。国外在多年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先进的理念以及完善的制度体系,我国在建立社会调查制度的探索阶段,吸收借鉴先进经验显得尤为必要。

(一)外国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

 1、社会调查的启动。目前国际上绝大部分国家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都强制规定了在判决前必须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作为少年司法的国际最低限度标准的《北京规则》第16.1条即规定:“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以外的所有案件应当在主管当局做出量刑的最后处理之前,对少年的生活背景、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地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做出明智的判决。”加拿大《青少年刑事司法法》第39条第6款同样规定,判处监禁刑之前,应当考虑量刑前报告以及该少年和其代理律师的量刑建议,除非少年法院认为该报告并不必须,且检察官及少年法院经过该少年或其代理律师同意,方可免除该报告。此外,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也均有类似规定。

2、社会调查的进行。对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日本规定由家庭裁判所承担,加拿大由州级官员进行,德国由少年法院的助手、社会工作者进行,并规定,如有可能应委托一位专家对少年展开调查。[21]而美国则是通过缓刑官来调查。虽调查主体的具体承担者不尽相同,但专业、中立和独立是共有的特征。在美国,许多州的法律规定,从未成年人被父母、警察、社会机构或者邻居送交法庭开始,就由缓刑监督官进行初步简要的调查,为案件的非正式处理提供依据。缓刑监督官是司法机关的雇员,接受法官委派,独立对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22],一旦未成年人被正式起诉,缓刑官就需要展开进一步的社会调查。关于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日本《少年法》的是家庭法院认为应当将少年交付审判时,德国规定的是社会调查在诉讼程序开始后进行,即调查的开始时间不完全相同,但均须在判决作出之前完成。

 3、社会调查的内容。 日本法规定,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活着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果。德国《少年法院法》第43条规定,调查内容应当包括被控告少年的生活和家庭状况、成长经历、目前的行为及其他相关事项,以助于判断少年心理、精神和性格上的特点。应当尽可能在调查过程中听取其监护人、法定代理人、学校或职业培训老师的意见。如果上述调查会给少年造成不利后果,尤其是可能导致其失去培训或工作岗位时,可以不听取其意见。虽然各国对社会调查的内容具体项目规定不完全相同,但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个性特征等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人格、人身危险性等特征的因素均应是调查的主要内容。

4、社会调查的效力。社会调查报告在国外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量刑,特别是判处非监禁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国1970年《治安法院(少年儿童)规则》第10条规定,法院必须考虑有关儿童或少年的平常行为、家庭环境、学校档案和病史的资料,以便对案件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处理。在美国,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官都采纳了审前调查报告的建议[23],且在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社会调查报告只在量刑阶段发挥作用,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一些成文法和判例认为在案件的裁决阶段也依赖社会调查报告。[24]由于美国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社会调查报告中所包含的一些传闻证据、品格证据在定罪程序中可能被排除,而在量刑程序中加以采纳[25]

5、社会调查的监督。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则上都要接受法庭的质询。在日本,社会调查结束后家庭调查官必须将上述调查结果以“少年调查票”的书面形式报告给家庭法院,同时必须附上自己的处遇意见。原则上,他要出席审判并陈述意见。[26]加拿大量刑前报告一般也要以书面形式提交给少年法院,除非有正当理由且经少年法院同意,才允许州级官员口头向法院陈述。如果少年、代理律师或协助该少年进行诉讼的成年家属及检察官提出申请,少年法院应当通知制作该报告的州级官员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州级官员可以将其制作的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告知该少年的监护人、监管人或者直接辅助照看、治疗该少年的任何人。’

(二)国外立法规定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纵观各国对社会调查的立法规定,虽然各自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不尽相同,但其中蕴含的内在价值却有相通之处,而这也正是我国在设计社会调查制度时应当努力的方向。

1、程序启动的强制性。国外均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将其规定为少年案件的必经程序,“未经调查程序,并提出调查报告,不得宣告刑罚”[28]。从我国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将社会调查制度规定为可选择性规范,赋予司法主体选择权,在操作层面并不能发挥该制度本来的价值。原因是,作为一项制度,其启动、运行需要花费司法机关的成本,包括调查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以及调查所必须要的交通费用等费用成本,尤其对于被告人为外地人的情况,成本更为突出。而调查报告的结果仅仅具有参考价值,即调查与否对结果影响不是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基于办案压力、社会调查的成本付出与显性回报并非完全正相关等因素考虑,放弃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也就理所当然成为相当一部分司法工作者的选择。为避免这种利益权衡之下,社会调查程序的被放弃,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立法中规定程序启动的强制性。

2、制度适用的平等性。国外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理念,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规定统一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不存在因为户籍等原因而导致逃避适用的情况。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户籍在异地的未成年人会因为调查成本高昂及社区矫正、考察的异地不便性等而导致绝大多数外地未成年被告人无法获得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利。社会调查制度以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为出发点,外地未成年人也应毫无例外地获得同样的保护,具体到社会调查制度方面,就是要探索建立异地委托调查机制。

3、程序推进的严密性。一个好的制度不仅需要有建章立制的宏观规定,还必须有严格的实施细则,这样才能保证制度落到实处。各国立法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调查主体、调查的程序、开始调查的时间、调查的期限以及调查报告的制作、形式等均有严格的规定,以此来保证调查程序在实践中运行的顺畅。我国在确立社会调查制度时,也需要在社会调查的程序方面,尤其是具体的操作细则上作出严密的规定,以此确保制度得到精密、有效的执行。

4、调查报告的科学性。社会调查报告在各国的刑事司法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甚至是定罪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部分国家甚至直接将其定性为刑事证据,以此为法官提供定罪量刑的依据。正是基于调查报告的重要性,各国对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内容、报告的书面形式等各方面均作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调查主体大多是具有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多种知识背景的专家,其给出的分析及量刑建议也必须具有专业性、科学性,并且为保证报告的真实性和科学性,调查主体必要时应该出庭接受质询,调查报告存在问题的,报告制作主体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路径探索:社会调查制度强制启动之构想

社会调查制度在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准确量刑以及个别化矫正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外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已探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规则体系,我国在设计该制度时应充分借鉴国外立法,将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理念贯穿制度始终,探索出适合我国司法土壤的社会调查制度。

(一)强制启动机制之构建

1、适用范围。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缓刑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一律启用社会调查制度,其他未成年刑事案件除非有理由认为确无必要的,也应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未成年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提供参考依据,因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才可能判处非监禁刑,基于社会调查成本以及调查的必要性考虑,可借鉴部分法院的实践做法,将强制启动的范围限定在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可考虑Z市中院的作法,适当引入心理评估机制。

2、启动主体及时间。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在接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当立即委托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司法行政机关可自行开展社会调查,或委托未成年保护组织、共青团组织等其他社会组织协助调查。相对于参与案件办理的公、检、法机关而言,司法行政机关能够保持中立,且由其委托其他社会组织调查,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节约司法成本。

3、调查内容。社会调查内容可通过表格或问卷形式表现,但必须包括以下内容:个人情况(包括性格特点、兴趣爱好、身体健康状况、智力状况等)、家庭情况(家庭结构、是否离异、单亲、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关系等)、教育情况(在校表现、师生关系等)、职业状况(工作性质、工作单位社会交往等)、社区状况(社区内成员的评价、社会矫正条件等)以及犯罪行为实施后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及思想认识等。

4、调查程序。社会调查必须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社会调查员原则上应深入到被调查人的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等地,通过实地走访家长、老师、邻居、同事以及会见在押的未成年人等方式展开调查,特殊情况下可通过函调的形式获取调查信息。调查应当维护被调查人的隐私,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将调查结果告知他人。

5、调查期限。社会调查事项繁多,制作一份客观、公正、详实的社会调查报告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尤其被调查人是外地人的情况下,所需时间更长,这就对本已紧迫的未成年人案件的审限提出了挑战。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与其他司法程序时间段相比,侦查时间最充裕,将社会调查程序提前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就在很大程序上缓解了这一问题。在特殊情况下,经过受案法院的院长审批,可适当延长审限。

6、监督程序。社会调查员应确保调查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调查报告应在开庭前三日让控辩双方知晓,且除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情况外,调查报告的内容应由法院当庭宣读,未成年被告人、辩护人及公诉人均可对调查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考证,必要时,社会调查员应出庭接受质询。若社会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弄虚作假或玩忽职守致使调查报告内容严重失实的,应当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相关配套制度之设计

1、社会调查异地委托机制。为了实现对外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保护,对可能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外地未成年人必须同样启动社会调查制度。在目前我国按行政区域划分管理权限的情况下,要实现异地的社会调查,必须借助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异地协助机制。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司法行政部门曾联合签署《社区服刑人员异地委托管理协议书》,并建立起相应数据交换联网工作平台。社会调查制度可以此为模版,由各省、市的司法行政部门之间利用政治建立起地级市甚至各省份之间的异地协助机制,规定未成年人案件所在地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接受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的社会调查委托后,可根据委托机制的细则规定,通过委托调查函件的形式委托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司法行政部门于规定期限内进行调查,接受委托方必须全力配合。调查经费由受委托方承担,委托方应按照每年委托的数量给予对方必要的经费补偿。同级政府应将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接受委托完成社会调查的情况纳入到当年的考核体系中,政府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考核当年协助调查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各级政府绩效的项目之一,以此提高配合协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定罪量刑二元分离机制下证据属性认定。在我国目前的定罪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下,社会调查报告因其内容反映的情况并非直接与犯罪事实相关,因而无法归入到任何一种证据中,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材料,这就限制了社会调查报告功能的发挥,也给报告的质证等一系列的程序完善设置了障碍。若借鉴外国立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在该二元分离的程序模式下,社会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阶段的考量,其证据地位确立当无异议。而事实上,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大部分未成年被告人均会做认罪答辩,法官在庭审时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挖掘量刑信息方面,“大量有罪答辩的存在,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的量刑程序”[29]。若在此基础上,能建立起真正的具有少年司法特色的我国定罪量刑分离机制,那么,社会调查报告所带来的程序法上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将其认定为量刑程序中的品格证据[30]便名正言顺。

结语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制度不像公开审判那样张扬,不像污点消灭制度那样吸引眼球,但它却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始终,是盘活整个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关键。其揭示的内容“是少年司法制度得以独立存在并有效实现其价值目标的基本事实依据,应当被视为是少年司法区别于普通刑事司法的根本制度”,因而该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一国少年司法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少年犯罪是社会问题,少年司法的功能的发挥也必须借助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各方力量才能实现。本文仅就社会调查程序强制启动这一制度从理论构建方面提出了设想,制度的现实运作还需要政府从立法、财政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少年保护任重道远,本文仅作抛砖引玉,系统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还有待于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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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51027日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第10条也提到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相关成长经历、学习环境、社会交往等背景资料的询问调查,但笔者认为这同制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制度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第4款。

[3]其实早在198511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里,就对未成年人案件中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只是我国适用国际法的惯例往往是先转化为国内法,很少直接引用国际法处理案件。

[4] 盛长富、郝银钟:《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载于《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2期。

[5] 此处的外地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是指Z市外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

[6] Z市中院对外地未成年被告人均未进行社会调查,而是通过与G省精神卫生研究所、Z市某心理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在少年庭成立专门的心理测评室,运用多种形式的心理测评活动为法院的裁判提供科学参考,也为判后对未成年犯进行个性化的矫治提供客观依据。

[7] 50名法官是笔者在Z市两级法院系统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中随机抽取,50名未成年被告人也是在两级法院审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随机选取,问卷采取无记名调查的方式,其中法官的50份问卷全部有效回收,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问卷发出50份,有效回收47份。

[8]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4页。

[9]Susan N.Herman. The TailThatWagged The Dog Bifurcated Fact-findingUnder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And The Limits ofDue Process [J]. South California Law Review,1992,66;289

[10]该理论提出客观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与主观的犯罪人格有机结合的一种二元定罪量刑机制,认为犯罪人格是指犯罪人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反社会行为倾向的身心组织,而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的外在表象,依据该模式,虽然存在符合刑法类型的犯罪行为,但若考察到行为人并不具备犯罪危险性人格,那么就不认定为犯罪。

[11]王振:《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问题之省思》,载于《政法学刊》20116期。

[12]转引自高维检:《少年司法之社会人格调查报告制度论要》,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13] Scott,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 at 138.

[14]参见爱德华•彻斯:《框架和视角:对少年司法量刑的建议》(Edward Chase,Schemes and Visions:A SuggestedRevision of Juvenile Sentencing),51 Tex.L.Rev.673,689-690(1973)

[15]王东明:《犯罪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研究》,载于《前沿》2011年第24期。

[16][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17] 艾佳慧:《刑罚轻缓化的法经济学考察》,载于《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第16页。

[18] 皮艺军:《“刑修”有助少年犯走出犯罪怪圈》,载《法制日报》,2010831日第10版。

[19] 皮艺军:《中国少年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对接》,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6期,第10页。

[20] 转引自曹志勋:《推广社会调查报告的障碍及对策》,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2期。

[21] 转引自黄河:《少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初论—以德国少年司法实践为视角》,载于《研究生法学》,第26卷第1期,20112月。

[22] 汪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载于《当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51页。

[23] 杨飞雪、杨晓玲:《中美未成年人量刑前程序比较研究与展望——中美未成年人量刑前程序比较研究专题讨论会综述》,载于《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

[24] 杨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载于《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第27页。

[25] []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页。

[26] 参见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5页。

’ 转引自蔡国芹:《加拿大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及其借鉴》,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6

[28] 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29] 曹志勋:《推广社会调查报告的障碍及对策》,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2期。

[30] 20071116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品格证据的实施办法(试行)》即将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品格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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