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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然至应然:论股东知情权的司法救济

发布时间:2014-09-30 09:44:52 来源:

张培芹

诉讼一旦从有产阶级的独占中解放出来,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一种服务时,把诉讼成本置之于度外的制度运行就变得不可能了。

                        ——[]棚濑孝雄

引言

随着2005年我国新公司法的出台,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利在立法上得到了更加有力的保护。新公司法不仅规定了股东直接诉讼,还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然而纵观我国立法关于股东权利救济的规定,诸多股东权利的行使均是以股东对公司管理运营情况的知情为前提。股东只有在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情况下,才能够决定如何行使公司管理决策权,以及是否行使其他相关权利,如资产收益权与盈余分配请求权、退股权、司法解散请求权等。然而我国现行立法规定股东知情权诉讼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在实践中,其审理期限过长,权利人的权利实现过分延迟,这影响了权利行使的实效性,阻碍了该制度功能的发挥。纵观国外立法对股东知情权的救济,大多是通过非讼程序并辅之以检查人选任程序来实现的。大部分股东知情权案件案情相对简单,时效性要求高,依普通诉讼程序难以实现其诉讼价值。本文中笔者试图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的检讨反思,并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股东知情权诉讼程序制度构想,以求教于同仁。

一、现状检讨:股东知情权司法救济之实践与立法考察

案例一[1]2002517日,A公司出资180万元成立B公司,所占B公司股权30%B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召开股东大会,也未向股东公开财务会计报告、盈利分配方案或亏损弥补方案。A公司于2010413日致函B公司,要求B公司提供2002年至2009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各银行的对账单及银行存款调节表、会计凭证、纳税申报表、年度审计报告等资料供A公司查阅。B公司接函后未作同意表示。A公司于2010422日再次致函B公司:要求B公司于收函后三天内提供有关财务账册,逾期未提供或答复,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后B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但仍未提供。A公司于201063日起诉至法院,要求B公司提供2002年至2009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相关资料供其查阅。法院于201091日作出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上则案例纠纷是典型的股东知情权纠纷[2],本案最终的诉讼结果是原告胜诉,但是笔者了解到原告对于案件审理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原告认为法院审理时间过长,长达90天,该时间的经过使其知情权行使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该段时间内公司已经发生巨大变动,因其未能在最短时间内行使知情权,错过了公司解散请求权的行使,自身利益蒙受了较大的损失。为了考察知情权诉讼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笔者对知情权案件的当事人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并对相关案件进行了司法统计分析。具体如下:

(一)实证考量之问卷调查

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股东知情权案件中的原告,通过从广州市法院已审结的股东知情权案件随即抽取50件,向案件原告发放问卷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调查方式,201131日发出问卷,共发出50份,2011310日回收,有效回收46份。调查结果显示如下:

问题一:您在法院提起的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审理结果如何?

选项

胜诉

败诉

撤诉

并得到执行

但未得到执行

得到查阅和解

未得到查阅

人数

14

1

3

27

1

所占比例

30.4%

2.8%

6.5%

58.7%

2.8%

问题二:您对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否满意?

选项

胜诉

败诉

撤诉

 

并得到执行

但未得到执行

查阅后和解

未得到查阅

 

满意人数

9

0

0

19

1

所占比例

64.3%

0

0

70.4%

100%

不满意人数

5

1

3

8

0

所占比例

35.7%

100%

100%

29.7%

0

             

问题三:您对案件结果不满意原因?(可选多项)

从以上问卷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大部分以被告同原告达成和解协议、原告撤诉形式结案,在以判决形式结案的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达83.3%,双方本身对权属争议不大,案件事实清楚;第二,在案件胜诉并获得执行的情况下,仍有一半以上原告表示不满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完全一致;第三,当事人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案件审理效率不高,过分迟延的裁决减损了知情权行使的价值。

(二)实证考量之案件统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知情权诉讼的运行现状,笔者以番禺区法院2005年新公司法实施以来所受理的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为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显示如下:[3]

表一:股东知情权诉讼的结案方式

由此可见,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最终通过和解方式结案,足以说明当事人间权益冲突并不十分尖锐,案情基本清楚,法院介入的空间较一般案件可以更大。且从判决结案方式也可以看出,原告获得胜诉的概率高达90%[4]大部分被告其实对原告行使知情权并无异议,只是借诉讼拖延时间,增加原告权利行使成本而已。

表二: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审理方式

由此可见,对大部分股东知情权诉讼法院适用程序是简易程序,说明司法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此类案件案情比较简单的特点,所以采取了比普通程序更为便捷的简易程序。然而即使是在简易程序中,最长的审理时间仍然达到了191天,[5]对知情权诉讼而言,尚不能体现商事交易便捷迅速的特点,简易程序尚不足够“简易”。

表三: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审理时间[6]

由此可见,3个月以内审理结束的股东知情权诉讼仅占50%,而另有50%的诉讼其审理时间均在3个月以上,最长已经达到336天。知情权诉讼的审理期限过长。

表四:番禺区法院股东知情权诉讼数量及占所有公司诉讼比例情况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知情权案件数量

1

2

3

2

5

公司诉讼总数量

12

17

25

36

41

所占比例

8.3%

11.8%

12%

5.6%

12.2%

由此可以看出,股东知情权案件在公司诉讼案件中已经占据了相当比例,要减少公司诉讼所耗费的司法资源成本,对股东知情权诉讼的程序优化显得尤为必要。

(三)股东知情权之立法规制

     股东知情权实际上是现代经济社会股权分散的必然结果。赋予股东知情权,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者是一种监督,有利于减少因股权分散而增加的风险成本,同时也有利于保障中小股东充分行使其权利对抗控股股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在实践中往往遭遇诸多障碍:或者出于公司经验管理不规范,未依法应当提供给股东查询的股东会、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提供给股东查询;或者出于管理者或大股东的利益考虑,作出不利于中小股东的经营管理行为,因而在中小股东提出查阅请求时多方阻挠,阻碍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当股东知情权未能依股东自力实现时,股东知情权诉讼这一公力救济就应该迅速、及时地挺身而出。

我国现行立法虽然对股东知情权规定了明确的诉讼救济途径[7],但因未考虑到该类诉讼案件案情相对简单、权益冲突不明显、时效性强的特点,未采用大多数国家立法所规定的非讼程序,一律适用常规的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实质上是审理程序错位,是司法中的机械主义。审理程序的错位与非讼程序的缺失,造成当事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或者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保护,以复杂的诉讼程序审理相对简单的非讼案件,造成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的浪费。[8]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诉讼程序,普通诉讼程序的审限是6个月,必要时经本院院长审批可延长6个月,经上级法院审批,还可以再延长[9];简易程序的审限为3个月。这虽然是对审理时间上限的限制,但是在我国案件数量多,司法人力资源紧张的现状下,审理的上限极易变成实际审理时间。同时,在目前我国司法追求调解率的情况下,背负调解率指标要求的法官,显然不会放过任何一宗有调解可能性的案件,这就大大提高了审理上限演变为实际审理时间的实际可能性。因而简单的股东知情权案件其审理期限可能长达90天、180天、甚至更长(如前文统计中的数据,最长审理时间336天)。这同股东知情权诉讼本身的工具性价值的取向是相违背的。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目的不仅限于获取信息本身,而是通过获取的信息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如请求盈余分配、申请公司清算或对管理层提起诉讼。[10]股东知情权只有快速实现,其工具性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应该在现有的制度下设计更加便捷的非讼程序来给予股东知情权以便捷高效的司法救济。

二、策略审视:股东知情权诉讼中非讼程序构建之正当性

非讼程序是与诉讼程序相对应的司法救济程序,[11]适用于非讼事件。所谓非讼事件,是指国家为保护人民私法上之权益,对私权关系之创设、变更、消灭,依申请或职权为必要干预的事件,其目的在于预防日后发生争议,以维护社会安定。[12]非讼程序的特征在于“非讼程序通常以简便程序行之,非以实体权利存否为审理对象,使用职权主义,职权探知主义,以裁定不经公开宣示之方式宣示其结果,法院之决定仅具暂定性,未来性,当事人对实体权利本身仍有以诉讼方式再为争议之可能”。[13]非讼程序同诉讼程序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适用对象不同。诉讼程序适用与普通民事争议案件,目的在于解决民事争议,而非讼程序适用与非讼事件,目的主要在于预防纠纷发生及恶化;第二,程序价值取向不同。诉讼程序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而非讼程序由于其适用的非讼程序具有争讼性小、涉他性强以及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因而更加注重便捷性与效率性。

(一)司法需求:有限司法资源与广泛权利救济之平衡

商事行为追求以最小的成本谋求利益最大化,因而快捷而低耗的高效率就成为商事活动最为重要的价值目标。交易效率原则也一直是商事审判中的一项基本的审理原则。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审理现状来看,我国法院系统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如何在有限的司法资源配置情况下让更多的正义得以伸张是立法以及司法亟需考虑、解决的问题。从上述司法统计的数据来看,公司诉讼案件逐年增多,平均审理时间长,已经耗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而股东知情权诉讼已经占据公司诉讼一定比例,在收案数量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精简程序、提高效率不失为节约资源的有效途径。然而,公司诉讼作为一种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有些案件案情复杂不可能全部采用简易程序的方式进行审理,必须借由程序保障正义的实现。而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会召集纠纷以及董事司法任免纠纷的非讼事件性质让程序简化的设想成为可能。将本质上属于非讼事件的案件按照非讼程序来审理是目前缓解司法资源紧张的必然要求。

(二)理论基础:司法救济介入公司治理之路径选择

公司自治体现了经济自由与自由竞争的要求,被奉为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和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它实际上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然而公司自治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司自治将带来诸多问题:第一,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两权分离,公司股东与公司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所产生的代理问题,“很少有领薪管理者会像管理自己的钱财那样管理别人的钱财”[14];第二,在股份平等基础上产生的“资本多数决”原则,中小股东的意志难以得到体现,造成占有多数股份的大股东对占有少数股份的中小股东的压迫,出现“经济暴政”。此时依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规制,必须借助外力来干预,司法权介入公司治理顺理成章。司法介入公司治理并不是否认或取代公司自治,而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恢复和实现公司自治。[15]就司法机制而言,有诉讼与非讼两种不同的程序选择。诉讼是通过法院直接采取措施方式介入公司运行,而非讼程序则侧重于事前预防,通过法院的提前介入,避免公司治理失效及利益相关者权益受损,其干预强度更大、也更加及时。西方国家司法中,法院即以充当“监护人”一样的角色以非讼程序不时地介入公司的自力运行机制。[16]

(三)价值取向:股东知情权诉讼之法经济学价值回归

股东知情权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在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形下的“代理理论”[17],这一理论被形象地成为“看门狗理论”(“watch dog theory)。在该理论中,所有人即股东是本人,管理人是股东的代理人。代理人同所有人之间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而所有人必须承担管理人失职带来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就是所有人必须付出的代理成本的一部分。根据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存在的场合,最终配置的效率将取决于法律规则的选择,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权利配置是最佳的权利初始配置。[18]正是为了降低股东付出的代理成本,立法设置了股东知情权,使股东得以查询公司账册等相关资料,以此来监督管理人的履职行为。而当知情权受到侵害,股东寻求司法救济时,其为之付出的诉讼成本也就成为其付出的代理成本的一部分。诉讼成本包括当事人为诉讼付出的金钱成本(诉讼费用、交通费用、取证费用等)、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以及败诉风险成本。由于诉讼程序有漫长而繁琐的一审、二审规定,其同非讼程序,时间成本显然更高,而与时间成本正相关的人力成本、交通费用、取证费用等也就相应更高。在其他成本因素相同的情况下,非讼程序中当事人需承担的诉讼成本要比诉讼程序低的多,因而更加符合商事事件便捷快速的价值取向。

(四)制度拓展:程序相称原理于民事诉讼程序之体现

纠纷解决程序的设计都是为解决特定的纠纷类型服务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普通诉讼程序与简易诉讼程序之分,其目的就是针对部分案件简单、争议不大的简单诉讼案件,通过简易诉讼程序快速、便捷审理案件,从而避免一律适用普通诉讼程序耗时长、程序繁琐、浪费司法资源的缺陷。现代社会呈现出社会关系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根据程序相称原理[19],纠纷解决方式也必须多元化。股东知情权诉讼是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中新增加的诉讼类型[20],该类案件本身争讼性不大,且时效性要求高,若仍依一般的诉讼程序审理,恐难实现其诉讼的价值,亟需建立与其非讼事件性质匹配的非讼程序。目前已有学者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建议稿[21]中提出增加非讼程序意见。而我国民诉法中关于特别程序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恰为非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制度土壤。关于特别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观点不一[22],有学者认为是微妙而复杂的[23]。笔者认为,我国特别程序适用的案件均属无民事权益争议,案情简单、需要司法快速介入的案件,其在本质上应归属于非讼事件,而特别程序实质上是一种非讼程序。因而以特别程序为基础建立适用范围更加广泛、机制更加成熟的非讼程序就变得必要且可能。

三、域外借鉴:股东知情权司法救济制度之域外规定与启示

非讼程序源于大陆法系,在大陆法系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已制定出独立的非讼事件法。而我国立法未规定非讼程序。

(一)域外立法关于股东知情权司法救济制度之规定

《澳门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条第四款规定,股东要求查阅资料而被拒绝的,必须要说明理由申请法院向公司发出命令向其提供有关资料,法官在听取公司意见后10日内作出裁判而无需其他证据。第五款规定,股东所获提供的资料是虚假、不完整或明显不清楚时,可以申请法院根据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公司进行司法检查,并最终通过检查人报告而达到知情目的。[24]

我国台湾地区制定了专门“非讼事件法”,该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股东申请法院准其检查公司账目、业务以及财产事件”属于公司非讼事件。[25]其“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了检查人选任制度:“连续一年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3%以上之股东,得申请法院选派检查人,检查公司业务账目及财产情形。”[26]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1b条、《股份法》第132条规定,股东因查阅权行使被公司拒绝后,向法院申请司法强制执行的案件,适用非诉讼程序。法院经过审查后若支持股东的请求的,则颁发强制执行令要求公司提供记录供股东查阅。法院还可能分配有关费用的负担情况,以及对股东获准使用文件采取限制措施。德国就股东会决定不予提供查阅的股东会决议,还可以考虑提请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法国也有类似撤销之诉的规定。[28]

日本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编第三章专门规定了“非讼事件”,其中包括相关文件的阅览许可申请案件,包括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记录、委员会会议记录、母公司股东等申请许可阅览等案件。[29]此外日本也规定了检查人选任制度。如日本《公司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有关发起人可对公司章程记载或记录事项申请检查人的选任。

英美法系不存在形式上的非讼事件法,但实质上有关于非讼程序的规定。依英国1985年《公司法》第431条,在公司拥有股份资本(share capital)之场合,国务秘书(the secretary of state)应200名股东或持有股份达十分之一以上股东的请求,可指定一名或多名检查人(inspectors)对公司事务进行调查,并按其指定的方式将调查内容向其汇报。[30]香港《公司条例》第142143条也有类似规定。

美国把股东查阅权分为绝对查阅权和相对查阅权[31],赋予了股东广泛的查阅权利,同时通过正当目的、法定程序与司法救济这三重标准来对股东查阅权进行限制。同时《美国商业公司法》也规定对于股东的查阅请求,法院应该即时命令提供查阅,并且应以快速的方式处理股东的申请。[32]

(二)域外立法对我国股东知情权司法救济之启示

综合考虑域外各国家、地区的立法,我国在构建股东知情权司法救济制度过程中可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股东知情权尤其是查阅权的诉讼救济应通过非讼程序进行,制度设计方面须全程贯彻迅速便捷高效原则。国外立法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大多是由立法直接规定知情权保护的范围,并规定诉讼通过非讼程序进行救济。只有部分国家如美国采取的是赋予股东广泛的查阅权的基础上,通过正当目的以及法定程序加以规制。美国的立法例背景是其存在成熟的市场制度以及理性的投资人,“美国公司中作为主要投资人的中小股东更加关注股价和会计受益的短期变化”[33],因此赋予其广泛的查阅权成为其必然选择。我国因不存在美国立法的背景基础,因而不宜照搬美国,而应在我国现有立法基础上完善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规定。即将我国规定的诉讼程序救济修正为非讼程序救济,让诉讼更加简便快捷。

第二,在股东知情权诉讼非讼程序制度保障的基础上,引入检查人选任制度作为补充性制度,赋予股东检查人选任请求权[34]。所谓补充性制度而非替代性制度,是指“只有在股东查阅权的行使难以满足股东知情的需要或者引发的事件表明股东需要知情的情况下才能启动检查人制度”[35]。通过股东知情权诉讼由法院命令公司将资料提供给股东查阅,有时并不能完全满足股东行使知情权的需要。如有时股东因为自身知识、经验的不足,必须借助专业力量的介入、帮助方能实现其查阅目的。而出于公司商业秘密的考虑,又必须对股东知情权予以一定的限制,因为“与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会计账簿查阅权相比,检查人选任请求权给股东带来的信息量最大,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最强”[36]。此时为了平衡股东出于正常目的的知情请求与公司商业秘密保障两者,由中立或专门的检查人对公司事务进行检查就显得尤为必要。

四、路径探索:股东知情权诉讼中引入非讼程序之制度构想

(一)引入:非讼程序之具体审理规则设计

1.知情权诉讼主体。我国现行立法仅规定“股东”可以行使知情权,对该股东是仅指现有公司的持股股东抑或包括公司的曾经股东,并未作出明确说明。事实上,知情权作为一种身份权,其权利行使密切关系到股东权益的实现,对此应该作出扩张性解释:知情权主体应包括以下几种:⑴公司的现任股东;⑵公司的“前”股东,即申请人申请时虽已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但其申请查询其具备股东身份期间公司相关资料而遭公司拒绝的;⑶公司的“后”股东,即公司成立之后,通过股权流转或入股等方式取得公司股东资格,其有权对加入公司前的相关资料行使查阅权。

2.知情权诉讼客体范围。依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只有有限公司股东在要求查阅会计账簿而被公司不当拒绝的情况下,股东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有限公司股东查阅其他文件记录被拒绝以及股份公司股东查阅权则未规定相应的救济。笔者认为对于法律规定公司有义务置备、送达或者公开的文件,股东行使查阅而遭拒绝的,均应赋予其提起诉讼的权利。

3.审理原则。非讼程序要求法院在审理时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原则,法官占主导地位,充分能动司法,根据案件需要依职权积极、主动干预并推动程序的进行,以此有效防止诉讼迟延,从而提高诉讼效率;法官独任审判,原则上采取不公开审理、书面间接审理方式,法官一般可直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书面审查,而无需开庭审理,这与知请求诉讼要求的简便、快捷审理的特点一致,同时也可以减少申请人的诉讼成本。

4.举证规则。对于股东查阅“正当目的”的举证采举证责任倒置,公司不能提出股东是出于不正当目的的,则法院应裁定允许股东查阅。由股东举证证明其已向公司提出查阅要求但被公司拒绝。

5.特殊审限。非讼程序同诉讼程序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审理的快捷性,这也是股东知情权诉讼中引入非讼程序的一个重大考量因素。我国简易程序规定的审限是3个月,而依前所述澳门地区的立法将非讼程序下的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审限规定为10日。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操作情况来看,考虑到我国目前法官队伍的业务能力水平现状以及案件从立案到审理之间流程的时间损耗,我国股东知情权诉讼的审限宜同特别程序相衔接规定为“从立案之日起三十日”。

6.管辖。股东知情权诉讼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级别管辖方面,基层法院管辖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公司的案件,中级法院管理地级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公司的知情权案件。

7.审级。根据非讼案件的时效性特点及非讼性质,股东知情权案件应采取一审终审制。若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的则判决准予查阅,反之则裁定驳回申请。裁判一经作出即生效力,不得上诉。

8.诉讼时效。股东知情权诉讼是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与股东资格、身份相联系的基础性权利,不是债权请求权,因而不受诉讼时效的保护。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行使知情权不受期间的限制。

(二)变通: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之转化

将原来适用诉讼程序的诉讼事件纳入到非讼事件的范围内,从而适用非讼程序,这在理论上被称为诉讼事件的非讼化。然而,并不是所有诉讼事件都可以非讼化,只有那些当事人双方争议对抗性强、法官可自由裁量范围大的事件才可以进行非讼化,即转而适用非讼程序,如本文所讨论的股东知情权诉讼。在应适用非讼程序审理的非讼事件当中,有时会出现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部分事实认定复杂并涉及到实体争议的事项。此时若仍适用非讼程序解决该事项,则可能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因为非讼程序遵循的是书面审理原则,当事人的陈述、辩论的权利收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不利于还原事实真相。因此,此时就需要设定相应的程序,使得案件可以顺利、便捷地从非讼程序转入诉讼程序,以适应案件审理需要。

具体到股东知情权诉讼而言,该类诉讼中大部分案件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法院依非讼程序短期内即可迅速审理完毕,然而一旦公司对申请人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时,案情可能变得复杂起来。此时法院需对申请人的股东资格作出审查,而现实中由于股权流转的频繁、隐名股东的存在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与工商登记的不一致往往会使得案情扑朔迷离起来,此时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立法应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使案件可由非讼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对此,建议作出如下规定: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主审法官可决定案件由非讼程序转入诉讼程序中,为了防止该权利被滥用以规避审限,损害当事人权利,应规定是否转入普通程序须由院长核准。待实体争议事项解决后,可继续适用非讼程序审理案件。

(三)补充: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之初步构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院系统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股东请求聘请他人与其共同查阅公司有关文件材料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征得公司同意。公司不同意股东聘请的他人查阅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股东的申请指定双方同意的专业人员查阅。股东拒绝人民法院指定专业人员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聘请他人查阅的申请。”这是对“聘请他人查阅的处理”的规定,实际上是知情权中检查人选任制度的原型。

1.检查人选任程序适用情形。股东因提出公司资料的查阅请求未果而起诉的,应首先依非讼程序提出股东查阅权诉讼。只有当股东有充分、正当理由怀疑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重大事实,或者公司经营者严重违反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而单纯查阅公司资料已无法满足其要求的[37],才有权申请法院选任检查人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产状况。

2.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主体。如前所述,检查人选任请求权行使的后果是,检查人对公司经营和资产状况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对公司的影响很大,这就要求对检查人选任请求权的主体作出一定限制,防止被“别有用心”的股东利用,损害公司利益。借鉴前述英国公司法的规定,再结合我国派生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我国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主体应限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38]

3.检查人选任程序。股东行使检查人选任请求权的直接向法院提起检查人选任申请,而不以告知公司为必要。因为公司通常会把股东的此类情况视作对公司的不信任,因而往往会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法院认为应当支持股东请求的,则应选任一名或多名检查人对公司事务进行检查,而检查人应是执业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检查人最后以书面形式将检查结果呈递给法院。法院依检查报告作出裁定。对检查人应规定相关的勤勉、忠实以及保密义务,并对违反义务的科以相关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4.检查费用的承担。选任检查人有关检查的费用应在申请时由提出申请的股东预先垫付,待检查结果出来后,由法院依结果裁定费用承担主体。若检查报告显示公司经营管理中并无违法损害股东利益情形的,则该费用应由提出申请的股东承担;而若公司确有申请人申请事项中所述损害其利益的情况,则根据检查结果情况,由法院判令被检查方承担一部分或者全部费用。

结语

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曾说“诉讼一旦从有产阶级的独占中解放出来,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一种服务时,把诉讼成本置之于度外的制度运行就变得不可能了”[39]。因而一项制度的设计除了考虑其权利救济的功能外,尚需考虑救济权利所耗费的成本。非讼制度同诉讼制度相比,其具有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本文限于篇幅仅将非讼程序的引入局限在股东知情权诉讼范围内。事实上,公司法中尚有一系列类似股东知情权诉讼的非讼事件亟需从繁琐多余的诉讼程序中分离出来。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司法召集案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与解任案件,股份的司法估价案件,公司登记、股东名册、签发出资证明书或股票等案件以及公司的清算案件等。如何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特别程序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体系下系统构建具体适用于公司非讼事件的非讼程序,司法改革任重道远。本文仅作抛砖引玉,民诉法中非讼程序制度的华丽出场,将有待于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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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番禺区法院(2010)番法民二初字第64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B公司的抗辩理由是,根据《公司法》第34条的规定,股东要求公司查阅相关资料,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但本案中,其并未拒绝原告查阅,原告不具备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查阅的诉权;且即使原告具备诉权,20025月至今的资料超出了查阅规定的诉讼时效。为此,B公司还提供一份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同意A公司查阅相关资料。但法院认为,该份股东大会决议并无参会股东签名,仅有记录人签名,因而不足以认定其已同意A公司查阅。

[2]股东知情权即法律、公司规章等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的财务报告资料、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决策、管理的相关资料以及询问与上述有关的问题,实现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业务活动的权利。甘培忠、刘兰芳主编:《新类型公司诉讼疑难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3]番禺区法院2005年以来受理的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共16件。其中20052件,20061件,20072件,20083件,20092件,20105件,2011年至今1件。

[4]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的5件案件中,4件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支持,1件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得到支持。裁定撤诉9件案件,结果均是被告同意原告的查阅请求,当事人达成和解。

[5] 11件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时间分别为:6天、30天、43天、45天、59天、62天、70天、87天、90天、90天、191天。

[6] 16件案件所用的审理时间分别为:6天、30天、43天、45天、59天、62天、70天、87天、90天、90天、94天、153天、153天、175天、191天、336天。

[7]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34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知情权及其救济,第98条规定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较旧公司法而言,更加详细,但仍有众多不足之处:如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而言,只有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未果时,才能够“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对于股东查阅除“会计账簿”以外的其他文件时,并未提供相应司法救济途径;对查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所限定的“正当目的”未规定明确认定标准;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受到损害后如何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未作出相应规定等等。但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其司法救济适用程序方面的问题。

[8]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9]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10]马强:《股东知情权基本问题研究》,载于《公司法评论》2006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11]对于非讼程序,台湾学者陈计男认为:“有关私人间生活关系,而须利用行使司法权之程序者,除民事诉讼之外,尚有非讼事件程序”。参见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上)》,三民书局2006年增订三版,第12页。

[12]葛义才:《非讼事件法论》,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0页。对于非讼事件与诉讼事件的区分标准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目的说、对象说、手段说、民事行政说及实定法说等学说。“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关系具有模糊性,迄今为止,对这两个领域的概念进行全面区分,并未获得成功”。民事行政说认为诉讼事件之裁判是适用抽象法规以解决纷争,属于民事司法,非讼事件则由国家介入私人间的生活关系为命令处分,属于民事行政。参见李建伟:《公司非讼程序之适用研究——公司纠纷解决的民事行政路径分析》,载于《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非讼案件是指利害关系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邵明:《民事诉讼法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还有学者根据民事事件在实体权利上有无讼争性,把民事事件从形式上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两类。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13]魏大喨:《新非讼事件法总则问题解析》,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23期,第263页。

[14] Smith Ade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Chicago, 1976.

[15]褚红军:《能动司法与公司治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16]缪剑文:《公司运作的司法程序保障初探》,载《法学》1998年第5期。

[17]即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股东直接参与公司管理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专业化的董事会管理,这就造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有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被归纳为“代理理论”。参见[]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等译,商务译书馆2006年版,第79129页。

[18]参见[]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9]所谓程序相称原理,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应当与纠纷的类型相适应,即程序的设计应当与案件的性质、争议事项的重要性、复杂程度、争议的金额等因素相适应,由此使案件得到适当的处理。参见刘敏:《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基本原理》,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4期。英国在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将程序相称要求作为诉讼公正的基本标准之一。英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事司法改革的最重要措施就是根据相称原则将案件分配适用不同的审理程序,即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26章中的所规定的三种程序:小额索赔程序(the small claims track)、快捷程序(thefast track)和多极程序(the multi-track)。三种程序分别适用于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诉讼。小额索赔程序旨在为大多数简单案件提供适当的审理程序,使普通的市民能够比较容易地诉诸法院。这一程序适用的范围是诉讼请求金额不超过5000英镑的诉讼和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金额不超过1000英镑的人身伤害赔偿诉讼等小额诉讼。快捷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是诉讼请求金额一般为5000英镑至15000英镑的案件。多极程序一般适用于诉讼请求金额为15000英镑以上的案件。

[20]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增加的诉讼类型包括:小股东对大股东的滥用控制权诉讼;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赔偿诉讼、股东决议撤销与无效诉讼;股东知情权诉讼;异议股东评估补偿权诉讼;公司设立不能诉讼;股东代表诉讼;公司司法解散诉讼等。

[21]江伟和孙邦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第一稿)中专门设立了第三编特别程序编,包括选举案件、票据诉讼、督促程序、人事诉讼程序、非讼案件程序,其中非讼案件程序又具体分为财产管理案件、指定监护人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法人的监督及维护。

[22]有学者认为非讼程序既包括传统的特别程序下的各种非讼案件审理程序(即所谓古典的非讼程序,包括选民资格案件程序、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程序、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程序、认定财产无主程序),又包括新产生的三大非讼程序(即现代的非讼程序,包括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711-717页。有学者认为,特别程序不限于非讼程序,非讼程序只是特别程序的一个方面,认为将特别程序理解为特别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和比较合理。参见杨荣馨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4月第1版,第650页。

[23]赵蕾:《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第二条道路——公司特别诉讼的基本程序》,载于《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

[24]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澳门商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台湾《非讼事件法》(2005年修订版),第 172 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有限责任股东声请法院准其检查公司帐目、业务及财产事件,股东声请法院准其退股及选派检查人事件,其声请应以书面为之。”

[26]参见《台湾公司法》(20001115日修正),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11410日访问。

'托马斯.莱塞尔等:《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

[28]参见《法国商法典》第223-262条第12款,原《商事公司法》第56条第12款。

[29]参见《日本公司法典》,崔延花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0]转引自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31]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6. 02节对此予以明确区分。相对查阅权的范围包括:(1)以下记录的摘要:董事会会议纪要,董事会委员会代替董事会代表公司采取的任何行为的记录,股东会会议纪要,由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未经会议而采取行为的记录;(2)公司财务记录; (3)股东登记簿。其余范围广泛的公司记录属于绝对查阅权的对象范围。

[32]《美国商业公司法》第16.04条规定:“(l)如果公司不允许符合本法第16.02条第(2)款规定的股东查阅或者复制依照本节规定可供查阅的记录,则经该股东申请,公司主营办事处(或如果其主营办事处不在本州,其于本州注册的办事处)所在的县的【…法院或指定的法院】,可即时命令该记录的查阅和复制,且所需费用由该公司承担。(2)如果公司在合理的时限内未允许其股东查阅和复制任何其他记录,符合第16.02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股东可向公司主营办事处(或如果其主营办事处不在本州,其于本州注册的办事处)所在的县的【…法院或指定的法院】请求发布命令,以准许查阅和复制记录的要求。法院应以快速的方式处理依照本款规定提出的申请……

[33]李维安等:《公司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73页。

[34]股东的检查人选任请求权,是指当股东有正当理由怀疑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的重大事实,或者公司经营者严重违反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时,有权申请法院选任检查人调查公司的业务和财产状况。参见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35]彭真明、方妙:《股东知情权的限制与保障——以股东查阅权为例》,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3期。

[36]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37]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页。

[38]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152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9]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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